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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 农村学生究竟如何改变命运?

图源:图虫创意 *来源:教育思想网(ID:eduthought),作者:杨东平原杭州名校校长陈立群,退休后去贵州贫困山区支教,一举改变农村高中的落后面貌,得到国家的褒奖。云南丽江市的张桂梅校长“乞讨”办学,改变山区女孩命运的事迹同样感动中国。他们的崇高精神和道德人格,继承的是千百年来国人崇文重教、造福乡里的文化血脉;他们所彰显的教育家精神,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最重要、最短缺的文化资源。他们在贫困地区支教办学的实践,也提供了不可多得、值得认真解读的农村教育样本,使我们去深入思考基础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以及如何改变农村教育、如何帮助农村学生改变命运。

杨东平 | 农村学生究竟如何改变命运?

图源:图虫创意

*来源:教育思想网(ID:eduthought),作者:杨东平

原杭州名校校长陈立群,退休后去贵州贫困山区支教,一举改变农村高中的落后面貌,得到国家的褒奖。云南丽江市的张桂梅校长“乞讨”办学,改变山区女孩命运的事迹同样感动中国。他们的崇高精神和道德人格,继承的是千百年来国人崇文重教、造福乡里的文化血脉;他们所彰显的教育家精神,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最重要、最短缺的文化资源。他们在贫困地区支教办学的实践,也提供了不可多得、值得认真解读的农村教育样本,使我们去深入思考基础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以及如何改变农村教育、如何帮助农村学生改变命运。

陈立群退休后放弃私立学校的高薪聘请,去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无偿支教,改变了这所“远近闻名”的差校。“4年支教,他帮助超过2200名贫困苗族孩子走出大山,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类似地,张桂梅在云南丽江市华坪县创办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十多年间将1645名大山女孩送往了全国各地的高校”,无数女孩考入名校,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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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群校长和台江民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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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关注的是他们“点石成金”的“魔法”究竟是什么?对于规模化改善农村教育有怎样的启示?从媒体报道来看,首先是严格管理。过去在台江民中,“一些老师迟到早退混日子,有的上了20分钟课后就站在教室外抽烟。学生上课睡觉,放学后就三五成群在县城游荡,抽烟、早恋、打游戏。”陈立群到校后,出台了十几项制度,一扫原先怠惰、混乱的状态,建立起基本的教学秩序和奖惩制度。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早读、晚自习挨个教室检查、评比,严格教师出勤管理。一批批教师被送到杭州学习,校内开展师资培养工程,每个年级和教研组开展听课、评课”。习惯了闲适的师生起初意见颇多,后来看到了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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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校长和她的学生

无论在台江民中还是华坪女子高中,学生均为校长高尚无私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勤奋而刻苦地学习。“乞讨办学”的张桂梅又被称为“扒皮”校长,媒体称为“菩萨心肠,金刚手腕”。“拿命拼!这是她们的信念。拼命的结果是,这所大山女子学校本科上线率高达八成,一本上线率便达到四成。”

关键还是“教育家办学”

陈立群、张桂梅面临的是贫困地区教育的普遍情况,校长不称职,校风学风溃散,师生懈怠混日子。校长教师的精神状态和教育“软件”的缺失,不是靠钱能够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硬件过硬”的乡村学校,依然教学质量低下,学业成就大面积不达标。令人关心的是,这种农村学校落后的普遍现象究竟如何改变?陈立群、张桂梅这样的“超人”下凡,是可移植、可推广的普遍模式吗?

打破乡村教育侵淫已久的沉疴积习,在可能的情况下,外部力量的“教育扶贫”十分必要,起止血止损、刮骨疗伤之急效。对教育变革而言,陈张支教办学的普遍原理就是“教育家办学”。改变学校的决定性力量主要是校长,这就是目前在教育市场上名校长往往身价百万的原因。问题是在贫困乡村,如何放大这一经验,使乡村变革的力量逐渐壮大?方案之一是推广这一经验,将少数人的个人努力转化为教育扶贫的工作模式,号召、组织城市的名校长下乡,反哺乡村教育,使陈立群、张桂梅后继有人,而不是鼓动知识青年下乡。这也会使名校长本人终身受益。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无不是以扶持贫弱、改变弱势和后进学生为本事的。我始终认为,占尽资源优势,享受特殊政策,可以“掐尖招生”的名校“辉煌”其实并不值得荣耀,它彰显的只是教育公平的伤痕。一个真正有能力、有情怀的校长,请试着用改变一所薄弱学校、农村学校的实践来证明自己!

除了名校长下乡,要大面积改变乡村教育,必然要超越“个人慈善”的努力(再说一遍,这种努力是非常高尚和令人尊敬的),走向一种制度模式。归根结底,农村教育改善还是要靠本土草根的乡村教育家,要靠自下而上的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如何发现、培养“乡村教育家”是一个真正的挑战。途径之一是改变论资排辈、循规蹈矩的校长任用制度。例如,洛阳市高新区教育局打破陈规,鼓励青年教师竞聘上岗,一批青年教师出任校长的乡村小规模学校,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因此,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花更大的力量培养新一代乡村学校校长。马云教育基金会开展的乡村教师奖和校长奖是一种类型,贵州正安县田字格学校正在开展的“乡村教育家”培训计划,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例。关键是要创新乡村校长的培训模式,不仅是激动一时,而应成为类似MBA、创业教育那样的实操训练,帮助校长获得乡村教育改进的实际技能。

农村学校改进的另一路径

回到教育教学的层面。整顿秩序,严格管理,对于长期处于懈怠、荒废状态的学校和学生,是止血求生的第一着,对一切改革而言都是必要的前提。问题是它的下一步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可能是由于缺乏教育背景,对陈、张校长的新闻报道均未涉及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内容。如果只是感天动地之后的“拼命学”,显然是不够的。

现实是许多农村学校在实现了“有学上”的基本需求之后,“上好学”的追求就是搞应试教育,抓考试、分数、升学率了。拼时间拼命、满堂灌、大量作业和考试、军事化管理的“县中模式”“超级中学”模式成为乡村学校的主流模式,是农村教育的另一个严重问题。

就改变农村教育、改变农村学生命运而言,在近二十年的教改中,我们其实已经走出了一条新路。其典型是蔡林森校长从洋思中学到永威中学的成功探索。当年,在江苏泰州的洋思初级中学这所偏僻乡野的简陋初中,蔡林森校长“以三流的办学条件、三流的师资、三流的生源质量创造了全市乃至苏中地区的一流业绩”,学生巩固率100%,毕业合格率100%,体育达标率97%,毕业升学率97%,学生的近视率则控制在10%左右。2006年他退休后应邀到河南泌阳市的永威学校办学,三年后救活了这个濒临倒闭的民办学校,使其教学质量跃居全市前列;而且,通过校长教师培训,推广永威学校的经验,激活了泌阳市的教育,其考试成绩由焦作市6县市的倒数第二,跃居为第一。

杨东平 | 农村学生究竟如何改变命运?

蔡林森的教育理念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教学模式是“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是一种学生自主学习的模式,而教师的角色退后,成为学习的指导者。通过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学生不用“拼命”,每晚九点半熄灯,节假日也不统一补课,负担不重,照样学得很好,“洋思模式”在各地开花结果。

山东茌平县的杜郎口中学的崛起,大致与洋思中学同步。这所偏僻薄弱的农村初中没有任何资源,面临被撤并的命运。崔其升校长痛定思痛,认定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学生的学习潜力。他一改“满堂灌”的课堂教学,“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动起来,让课堂活起来”,自主学习的三大模块预习、展示、反馈,成为特色课型。通过充分调动学生的潜力,改变了薄弱、后进面貌,使学校成为全县名列前茅的优秀学校。杜郎口中学也吸引了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前来参观学习。“杜郎口模式”在媒体上通常被称作“高效课堂”,其实高效只是其教学效果,我更主张称其为“学生主体课堂”,这才体现了课改的实质。对洋思和杜郎口模式的批评质疑,是只着眼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而对于“立德树人”缺乏建树。我的另外一个评价,是杜郎口模式颠覆了“满堂灌”和“教师中心”,但还没有改变“课堂中心”和“教材中心”。

杨东平 | 农村学生究竟如何改变命运?

杜郎口中学的崔其升校长

在这一方向上,通过教育创新改变命运的农村学校还有很多,例如山西的示范性高中新绛中学,将学习时间还给学生,高中实行半天上课,同样创造了令人叹服的高考“佳绩”。如果归纳一下,乡村学校改善的成功经验,除了“学生主体课堂”,还有通过引进乡土文化资源、阅读推广、互联网+教育、开展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等多种途径,其优秀典型如四川广元的范家小学、四川宜昌的凉水井中学、山东的昌乐一中、云南大理的兴隆美丽小学、浙江缙云的长坑小学、泸沽湖畔的达祖小学、湖北郧西县梁家川村小学、贵州正安县的田字格实验学校、甘肃宕昌县的硙子坝小学,从甘肃甘谷县起源、走向全国的伏羲教育等等。在范家小学、田字格学校、美丽小学等学校,都出现了城市家长到偏远乡村择校的现象。

可见,超越“拼时间拼命”的“县中模式”“超级中学模式”的探索是行之有效的,这种创新模式是不是更值得大力推广呢?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容易接受简单粗暴的应试教育模式,因为他们在中小学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他们看不到、不相信“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搞应试教育的确要比创新教育容易得多。

农村学生究竟如何改变命运?

陈立群、张桂梅从事的都是面向高考的普通高中教育,它与“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命题直接挂钩。但这并不意味着初中和小学教育更不重要。因为即便是在城市,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上小学、初中。

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今天,对于农村学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说辞,也应当有所反思、有所超越。事实上,在城市化、市场化大潮澎湃了三十年之后,农村已今非昔比,并不是只有参军上学才能走出大山。应当看到,今天大多数贫困地区的青年已经走出大山了。他们大多不是通过高考,而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进城务工。他们的命运不是也真实地得到改变了吗?

把上大学作为基础教育的最终目标,对学校教育具有很大的误导,对青少年则是一种深刻的伤害。对于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学生,最重要的教育目标其实是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控辍保学”,这是与上大学同样艰巨的挑战。在进入大学之前,农村学生已经经历了上初中和上高中的两次分流。研究显示,教育的阶段越低,被淘汰学生的城乡特征越明显,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不公的影响远比高中教育更为强烈。在偏远民族地区,情况就更严重。据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对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9个县181所学校的调查,小学生的辍学率随着年龄的增加会增大,其中四年级学生的届辍学率为2.2%,五年级学生的届辍学率为2.8%,小学阶段的累积辍学率高达8.2%,远高于政府公布的辍学率 (0.2%)。

研究并且显示,近年来农村学生辍学的原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贫辍学的数量明显减少,主要是因为厌学或学习困难而辍学。据REAP团队2018年的研究,农村学生的语文、数学成绩比城市落后两个年级,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父母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村学生处于最为不利的位置。

我们应当正视这一事实:在巨大的城乡差距的现实中,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单一应试教育轨道上的“公平竞争”,整体上是一场难以取胜的“龟兔赛跑”。贫困边远地区的农村学生,大多不太可能通过高考走出大山,更不用说上名校。这就是近年来研究型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不断下降的一个背景。在许多西部地区的县域,平均高考录取率只20%左右。

事实上,上名校对于大多数城市学生也是非常奢侈的目标。有网络信息称,前几年能够考上北大清华的比例为0.03%,能考上985的比例为0.79%,能够上一本的比例为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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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网络

那么,中国将近2亿青少年的基础教育,难道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穿过如此窄小的名校“针眼”?教育公平的价值,就在于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改善生活,增进福祉。我们不能只关注农村学生中前1%、5%的“优胜者”,而要更为关注后30%、50%的人的命运。如果只看见前几名的学生,而对大多数学生的命运视而不见,使他们作为“失败者”灰溜溜地离开学校,这种教育观是否有问题呢?

问题还在于,如果承认个人能力、兴趣、职业性向的巨大差异,必须承认真正具有学术潜质、适合研究性学习的学生其实只占很少比例;许多学生读到硕士博士,要的只是一张文凭而已。高中是学生的专业兴趣形成和分化的阶段,如果按照因材施教,适才适所的理念,所有学生都不顾自身特点和家庭条件,一窝蜂地争取上研究型大学其实是并不正常的。看一看教育高度发达的北欧国家高中阶段学生的选择,很能说明问题。据OECD组织《2018年教育概览》,欧洲大多数实体经济发达的国家,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之高,令人惊讶:芬兰71%,德国70%,荷兰69%,瑞士65%,奥地利58%。不久前,《财经》记者采访丹麦前教育部长贝特尔·哈尔德,他认为丹麦教育的成功之处“首先是职业教育,这始终是丹麦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丹麦所有党派有一个共识,即年轻人都应该接受职业教育”。在超越了按学习成绩分流的阶段之后,在学习化社会的现实之中,这种选择不仅与经济生活相适应,而且显然是更为符合人性的。

“走出大山”还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都走出大山了,将来谁是新山区、新农村的建设者?爱家乡是爱祖国的基础,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小教育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吗?这种抛弃乡土的“离农教育”“离土教育”,是一种好的教育理想吗?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自我拷问和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基础教育的价值?什么是适合大多数农村学生需要的教育?什么是能够使农村学生终身受益的教育?什么是农村教育的质量?对于大多数不可能上大学、进名校的农村学生,中小学教育究竟应当为他们提供什么?他们的命运应当如何改变?农村的命运又应当如何改变?这是对基础教育功能的终极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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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德宏州景颇山寨的榕树根儿童教育机构

扎根云南景颇山寨的榕树根儿童教育机构的故事给我们以启示。对许多少数民族山村的少年而言,考上普通高中是一种奢望。由于家庭贫困,他们急需就业增加收入而早早走上打工之路。但由于欠缺职业技能和社会经验,他们不仅求职困难,并且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榕树根与云南中华职教社等合作,为景颇孩子提供职业教育机会、心理支持和职业规划辅导。十多年来,和榕树根一起长大的孩子们,许多人成为了健身教练、汽修师、理发师、纹身师、厨师、幼儿教师等,以及从事摄影、美术设计、旅游等工作,服务于城市社会和景颇山寨。一个孩子的自立往往意味着挽救一个家庭,得以走出贫穷和毒品的恶性循环。榕树根对山区孩子命运的改变,不是也担当得起“时代楷模”的荣誉吗?

农村教育向何处去,是一个老问题。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想,是培养具有“生活力”和“创造力”的普通劳动者、“一品大百姓”。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念,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农村教育的下一步究竟怎么走,贫困山区青少年的命运究竟应当如何改变,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思考。

参考资料:1.李惊亚《本科率10%变79%,是什么让一所“差校”发生“点石成金”之变?》,半月谈,2020年08月21日2.《“乞讨”办学,11年让1600名女孩走出大山,央视点赞“扒皮”校长张桂梅!》,公众号益美传媒 ,2020年7月6日3.蔡林森《蔡林森从洋思到永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部分学校案例可见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小而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变革故事》,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年5.马宇航,杨东平.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演变轨迹与路径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36(2)6.崔曼琳等.《谁在辍学——来自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证据》,劳动经济研究 2017 年第 5 卷第 2 期7.Lei Wang, Wenbin Min, Siqi Zhang, et al. Math and Chinese-Language Learning Where Are China’s Vulnerable Subpopulations?[J]. Asian Survey,2018,58(5)8.马国川《丹麦为什么会成为“成功国家”?》,《财经》杂志,2019年3月4日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教育思想网”,作者杨东平。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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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网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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